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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1页）

了。她索性坐直了身体，不再理睬王海容了。

王海容的发言在继续：“十月二十日，毛主席会见完外宾之后，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政治局开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听了很生气，他说：“风庆轮的事情本来是件小事，而且已经在解决，何必大动干戈？江青这么闹，有什么意思？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预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还是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主席还提议，邓小平可以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兼任总参谋长。毛主席在谈话中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十分欣赏。他要我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要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这些讲话深刻地说明，毛主席对江青是十分不满意的……”

审判场地，舆论大哗。旁听人对江青的气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真不是个玩艺，江青怎么连毛主席的话都敢不听呢？她是什么毛主席的老婆！简直是个白骨精！”陶铸的夫人曾志对王光美说道：“江青这个人历来是如此，毛主席已经表态的东西，她硬是要改变过来。毛主席已经和这两个女孩子讲得这么清楚，江青还是最后达到了她打倒邓小平同志的目的。这个女人的本事也的确不可小视。为什么王洪文、张春桥那么害怕她？还是有一套的嘛。”

没有多少人跟着议论这些。

王海容最后说：“我们俩在长沙的时候，主席身边的人还告诉我们，王洪文到长沙来告了周总理的状，说总理在医院搞串联，还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以上我说的这些证言，完全是事实，我可以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江青听完王海容的证词后，可以用“怒不可遏”四个字来形容。她刚要插嘴说话，被审判长打断了，审判长又传来唐闻生继续作证。唐闻生的发言和王海容所讲的话差不了多少。只是补充说：“江青、张春桥他们一再向毛主席报告：‘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讲起话来总是有情绪。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她还建议主席要及早采取措施，不要让他发展到林彪那样。我们听了江青的话都感到气愤……”

江青又想发言，被审判长再次制止。这时，公诉人要发言，审判长点头允许。

公诉人江文站了起来。他是江青的老对手了。为了搞好这次审判，他在以检察官的名义和江青的多次接触中，就已经掌握了她的特点和要想说的话。最初当江文到狱中和她见面的时候，江青先是对检察院派人和她谈话表示了感谢，接着就说：“现在你们提出的以我江某人和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样的提法可是不正确的。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央文革小组是两派，一派是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另一派是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他们是受林彪指挥的。而我从来是反对林彪的。只不过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我们也不便公开，你们不知道罢了。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能为我服务吗？再说，我也没有在叶群的家里烧过材料。那全是胡说八道……’”

看得出来，江青在一开始，还幻想通过这次审判，用合理合法的形式，来寻找自己无罪的理由。她反复地研究那本《刑事诉讼法》，以便寻找根据。她认为，这次审判是中央政治局斗争后对她的报复。她坚决否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九月底结束的检察审讯中，江青还坚持对江文说：“毛主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也不是我的，而是林彪这伙人的。华国锋、邓小平这些人打倒我，是领导中心的一场权力斗争，他们要争权，从我们手里夺权。而我始终是代表人民的……”

她当时一直认为，眼前的这个江文是同情她的，起码要比原来审讯她的一些人要好得多。

现在，江文讲话了。他对着审判席上的法官，也对着旁听席上的人们严肃地说：“今天的法庭调查，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长沙告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有计划的诬陷。其目的就是阻扰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江青是主谋，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都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江青为什么你能够使这些人在你面前俯首帖耳？江青为什么你能够对这些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不是公认江青是他们的反革命头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话，即使在审判台上和旁听席上的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听了，也会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这话没有说明问题的要害。江青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妻子，没有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没有她亲手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物的历史，她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权威。正因为她的许多的活动，最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在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形成了她的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这个教训和原因，是需要认真地、具体地加以总结的，轻易地用一句话是很难说明问题的。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

所以，庭审刚宣布暂停，江青就坚决要留下继续说话：“我几次要求讲话，你们不让我说。公诉人要求讲话，你们马上就允许讲，这公正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话要讲，我还要申辩！你不允许我讲话？我有权说话嘛！”当法警过来拉她走的时候，她还在大喊：“我要说话，我要申辩！你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骗人！”

回到监押地，江青的情绪还是平静不下来。医生例行检查她的血压时，血压已经上升到二百一十至一百一十。当监管人员过来看她时，她狠狠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丑剧。他们就是怕我讲话。王洪文是个胆小鬼。为了他的利益，就顺着人家的意思讲。王海容和唐闻生活像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下去了，就往邓小平船上跳。他们都是一窝鬼。我知道你会向他们汇报的。好和他们商量下一次怎么对付我，我是不怕的。我早就有五不怕的精神。只要我不倒下去，我就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你知道，为了减少麻烦，我在出庭前都减少用水了。”

“审讯时，你可以上厕所呀。”

江青突然笑了：“那么多的人，老是上厕所恐怕不礼貌吧。”

“你既然还讲礼貌，那么法庭上问你长沙告状的事情，你总说不知道，一问三不知。这是干什么呢？这总不好吧。”

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复杂呀，这不是一句话二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事呀！我想好好跟他们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们又不让我讲。”

“现在是法庭调查阶段，法庭提出的问题你要如实地回答。法庭调查后，有你陈述和辩护的机会。你还是有时间讲话的。”

江青现出惊讶的神色：“今后还有我说话的机会呀？这样太麻烦了，还得再弄一遍。我是要好好地准备准备，我不能由这几个人胡说八道，我要讲我的话。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江青说这话自有她自己的意思。

一九七四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共中央的最高层领导核心，就从这一年起。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思索、考虑和准备上了。

毛泽东从林彪死后，就一直患病。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对外绝对保密，就连政治局里的多数人都并不清楚，但是他身边的人很清楚，历史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周恩来和江青对此更是了如指掌。江青总担心这样的消息传出去会动摇军心，就总在各种场合下翻来覆去地说：“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他每天都在认真看书学习，亲自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医生们说主席的身体这样那样，完全是谎报军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为的颂扬、恭维和毛泽东有意采取的深居简出措施，总使他的活动处于一种特殊的神秘状态。

其实，早在进入一九七四年后，毛泽东的眼睛就越来越看不清楚，最后眼前几乎成了一片空白。他特意嘱咐身边的人，这个情况谁也不告，也不请医生来看。作为久经风霜的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传出去，会对整个中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他秘密入住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他的失明，除了周恩来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身边的汪东兴等人外，其他人都不清楚。江青警告：“对外一律保密，谁泄露出去，就严惩谁！”毛泽东治病和检查，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就在这时，经毛泽东同意，请来了二、三个最有经验和有学问的专家来对他的身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会诊。检查的结果使毛泽东身边所有的人都心惊肉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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