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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编务会议147（第1页）

胡梅因所供职的《女声》杂志，它是由日本海军部提供纸张，由日本使馆和海军部共同支助的一份女性杂志，它的主编是日本赫赫有名的田村俊子。这个人早年就在日本相当有名，是日本女性的标志性作家，后来随情人去了北美，在加拿大生活了20余年。1936年田村俊子因为情人去世回到日本，重返日本文坛，写了一系列以温哥华日本第二代移民为主人公的小说，写了日本移民对日本的疏离体验，因为她的笔触已经不符合日本人的军国主义狂热情绪，因此她的作品并未获得文坛好评，田村俊子倍感失落失意。1938年12月她随政府组织的一个参观团来到中国，原本计划访问两个月，但是在参观派遣计划结束后她却没有回过，而是再次选择了流浪海外，一直在中国的姑苏和东海生活。关于田村俊子，在她来中国之前，中国对她已有过翻译和评论。1924年，鲁迅、周作人出版《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序文曾说及原拟定收入而未及翻译的诸作家，其中即有田村俊子。1928年，张资平将田村俊子的小说《压迫》译出，1929年又收入单行本中。这次日本海军部和大使馆筹办《女声》杂志，田村俊子成了主编的不二人选。

胡梅因小心翼翼地进入《女声》杂志上班，小心翼翼地与田村俊子等人周旋。

在杂志马上就要公开发行的当口，这天，田村俊子召开了编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表日本驻华使馆的佐藤公馆副主任南造云子、代表日本海军部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总经理渡边洋助，还有编辑部的编辑20多人。在这20多人中只有少数日本人，大部分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女性编辑。

会议的桌子是方形的围成了一圈，田村俊子坐在会议室的最中间，她的两边分别是南造云子和渡边洋助。会议由田村俊子主持，只听她说道：“我先作个自我的介绍，我的名字叫佐藤俊子，笔名的叫田村俊子，准备用中文名的叫左俊兰。”

当时坐在田村俊子对面的胡梅因一听她这中文就有点犯嘀咕：中文这么差，一个日本人怎么办一份中文刊物？

“我们的办的是一份女性杂志，在当下的中国是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的。我们的知道，中国的妇女痛苦得很。因为她们的知识的太浅了，我们应该多多的帮助她们。因此，我们所要办的《女声》杂志，它并不是以特权的阶层上层的妇女为读者对象的，不是以名流妇女、社交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它将面向大多数的庶民的女子，反映广大的妇女的生活，揭示一些女性悲哀的生活的实像，探讨广大的妇女群中所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女声》就是中国妇女界的声音。刊物的以《女声》为名它含有三大的意义：一乃传达妇女的呼叫声；二乃为大多数的妇女的发声；三乃与妇女发声的相关的事物实像。为要达到这三个意义的目的，达到替许多普通妇女说话的愿望，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声明：就是我们的杂志要尽量介绍有益于妇女的文字，更兼极力搜求妇女所写的作品。为了增加妇女阅读的兴趣，我们要一概采取轻松、风趣、浅显、幽闲的笔触为做法的标准，使我们的女同胞读了《女声》后常常发出的都是‘笑声’，而不是‘哭声’或者我们的杂志根本就无人问津。”

胡梅因听了田村俊子的讲话不由得肃然起敬，别看这个女人个子不大，但挺有文人气质的，她所主导的编辑方针是出版没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性的女性杂志，突出女权主义理想，这体现了一个文人的良心，这也正是很多中国编辑所愿，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妇女读者所愿。虽然她的这种小女人似的办刊方针将殖民侵略战争的背景和正常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做了调和，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还是不能被接受的。很多有良心的中国人会把沦陷区的文化归入殖民地文化，那是因为本土意识形态的被淡化了，这种畸形文化的基础是罪恶的——它们是以两国或两个民族的生命为代价，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必须也应该谴责这种文化基础。但是，在大环境一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按照党的指示要求，默默做事，积极作为，争取将《女声》视作中国女性解放的一块阵地，加以积极的利用，重点在讨论与女性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问题，同时注重充实文学、电影、戏剧等文化气息上下功夫。就是在以女性知识启蒙为主的同时注重趣味性，并辅以实用性的知识，提倡自由爱情、女性独立，并倡导健康的家庭关系。一句话，远离奴化宣传，远离“大东亚新生活秩序”之类的的特定场景。可是这种“附于殖民势力，但同时又努力挣脱殖民势力”的想法能实现吗？在接下来渡边洋助和南造云子的讲话中，我们能感觉到这种想法其实也是很难实现的。

渡边洋助在讲话中说：“诚然，我们这是一份妇女杂志，但我们必须在杂志中体现‘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思想，体现“**兴亚”的思想，体现“东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体现战时妇女的责任，体现时代妇女的内涵等等。”

“关于如何办刊，我真的是个学生，应该向各位老师好好学习。”南造云子在讲话中说，“但是，在目前战争状况下，如果我们妇女只是一些小女人的想法肯定是不行的。大东亚战争不仅是武力战，同时亦为智力战、心力战和文化战，我们必须宣传东亚联盟，中日共荣，占领东海的舆论文化阵地，严禁出现一些与日本国策不协调的声音。。。。。。”

编务会议结束以后回到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女编辑吴青回到办公室后把本子往自己的办公室上一扔，说道：“什么狗X学生，敢对老师指手画脚。一会儿东亚联盟，一会儿中日共荣，一会儿占领舆论文化阵地，这关我们杂志X事啊。”

这时一位年轻的男编辑丁家堂马上劝她到：“小吴，牛劲又上来了，上面的要求是要求，我们该怎么办刊还是要看主编的意思。以后要学着成熟一些。”

“成熟，怎么成熟？不说话就是成熟？按照他们的办就是成熟？！”吴青显得很愤愤然。

其他编辑也劝道：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

胡梅因本来也要劝劝吴青，见丁家堂等人的劝说很有成效，吴青吐了吐舌头后不再说话，于是自己也只好作罢。

于是胡梅因埋头工作。按照事先约定，她负责的是文艺栏目，这个栏目体裁应该多样，有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应该突出文艺本身的特性，不应该带有政治色彩。这一点是党的要求，也是自己的一贯主张，但不能说出口，要潜移默化地体现在《女声》的文艺栏目里。

1942年5月，《女声》杂志正式创刊，它的主编是“左俊兰”。这个刊物因为带着日本人背景，发行数并不多，只有5000来份，但作为女性编辑，胡梅因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个杂志封面色泽朴素雅致、简洁大方、兼工带写，封面画有卓文君弹琴、牛郎织女等等，可见编者还是很照顾中国妇女读者的审美情趣。同时，这个杂志栏目虽然较多，但其中起码有十栏完全是以发生读者兴趣为前提，没有‘老师宿儒’的论调。这十栏是世界知识、娱乐、所见所闻、文艺、戏剧与电影、中外女杰、漫画、美容、新装、随想等。至于其他六项——评论、修养、职业、家政、卫生，主要讨论妇女婚姻、教育、就业、经济独立等社会问题，讨论新女性应具有的生活知识、科学知识、必备素养等，其中育儿、家政、家用账簿等合理的家庭经营，卫生启蒙等健**活方式的提倡、对献身于贫困阶层的女医生志愿者的宣传，这些成为女性话题的因素。编辑从世界广角镜中，剪辑、选编了许多外国妇女和内地妇女的生活、婚姻习俗及奇闻轶事，从中可了解各国妇女在其社会中的地位。

她能感觉到，《女声》杂志的创刊打破了东海出版业的萧条，是不折不扣的为“大东亚新生活秩序”服务的。但《女声》在传播文化、装点殖民地的风光时，也向中国人传达了一种善意。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期刊。

这天，南造云子拿着刚刚出版的《女声》杂志，气得在办公室里踱步。她把龚浜洋叫来，对他说：“龚桑，你上次在王丽梅这件事情上就做得相当好嘛，我们不动声色，大获全胜，虽然不易，但也体现了我们为‘大东亚共存共荣’奉献的毅力和决心。”

龚浜洋站在云子目前一个立正：“谢谢云子副主任夸奖。为帝国效力是我们应该做的。”

“可是，我们不能满足啊，你们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云子说，“现在我担忧的是宣传文化阵地丢失问题，像这本《女声》杂志，主编还是日本人，可是。。。你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胡梅因所供职的《女声》杂志，它是由日本海军部提供纸张，由日本使馆和海军部共同支助的一份女性杂志，它的主编是日本赫赫有名的田村俊子。这个人早年就在日本相当有名，是日本女性的标志性作家，后来随情人去了北美，在加拿大生活了20余年。1936年田村俊子因为情人去世回到日本，重返日本文坛，写了一系列以温哥华日本第二代移民为主人公的小说，写了日本移民对日本的疏离体验，因为她的笔触已经不符合日本人的军国主义狂热情绪，因此她的作品并未获得文坛好评，田村俊子倍感失落失意。1938年12月她随政府组织的一个参观团来到中国，原本计划访问两个月，但是在参观派遣计划结束后她却没有回过，而是再次选择了流浪海外，一直在中国的姑苏和东海生活。关于田村俊子，在她来中国之前，中国对她已有过翻译和评论。1924年，鲁迅、周作人出版《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序文曾说及原拟定收入而未及翻译的诸作家，其中即有田村俊子。1928年，张资平将田村俊子的小说《压迫》译出，1929年又收入单行本中。这次日本海军部和大使馆筹办《女声》杂志，田村俊子成了主编的不二人选。

胡梅因小心翼翼地进入《女声》杂志上班，小心翼翼地与田村俊子等人周旋。

在杂志马上就要公开发行的当口，这天，田村俊子召开了编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表日本驻华使馆的佐藤公馆副主任南造云子、代表日本海军部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总经理渡边洋助，还有编辑部的编辑20多人。在这20多人中只有少数日本人，大部分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女性编辑。

会议的桌子是方形的围成了一圈，田村俊子坐在会议室的最中间，她的两边分别是南造云子和渡边洋助。会议由田村俊子主持，只听她说道：“我先作个自我的介绍，我的名字叫佐藤俊子，笔名的叫田村俊子，准备用中文名的叫左俊兰。”

当时坐在田村俊子对面的胡梅因一听她这中文就有点犯嘀咕：中文这么差，一个日本人怎么办一份中文刊物？

“我们的办的是一份女性杂志，在当下的中国是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的。我们的知道，中国的妇女痛苦得很。因为她们的知识的太浅了，我们应该多多的帮助她们。因此，我们所要办的《女声》杂志，它并不是以特权的阶层上层的妇女为读者对象的，不是以名流妇女、社交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它将面向大多数的庶民的女子，反映广大的妇女的生活，揭示一些女性悲哀的生活的实像，探讨广大的妇女群中所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女声》就是中国妇女界的声音。刊物的以《女声》为名它含有三大的意义：一乃传达妇女的呼叫声；二乃为大多数的妇女的发声；三乃与妇女发声的相关的事物实像。为要达到这三个意义的目的，达到替许多普通妇女说话的愿望，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声明：就是我们的杂志要尽量介绍有益于妇女的文字，更兼极力搜求妇女所写的作品。为了增加妇女阅读的兴趣，我们要一概采取轻松、风趣、浅显、幽闲的笔触为做法的标准，使我们的女同胞读了《女声》后常常发出的都是‘笑声’，而不是‘哭声’或者我们的杂志根本就无人问津。”

胡梅因听了田村俊子的讲话不由得肃然起敬，别看这个女人个子不大，但挺有文人气质的，她所主导的编辑方针是出版没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性的女性杂志，突出女权主义理想，这体现了一个文人的良心，这也正是很多中国编辑所愿，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妇女读者所愿。虽然她的这种小女人似的办刊方针将殖民侵略战争的背景和正常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做了调和，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还是不能被接受的。很多有良心的中国人会把沦陷区的文化归入殖民地文化，那是因为本土意识形态的被淡化了，这种畸形文化的基础是罪恶的——它们是以两国或两个民族的生命为代价，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必须也应该谴责这种文化基础。但是，在大环境一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按照党的指示要求，默默做事，积极作为，争取将《女声》视作中国女性解放的一块阵地，加以积极的利用，重点在讨论与女性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问题，同时注重充实文学、电影、戏剧等文化气息上下功夫。就是在以女性知识启蒙为主的同时注重趣味性，并辅以实用性的知识，提倡自由爱情、女性独立，并倡导健康的家庭关系。一句话，远离奴化宣传，远离“大东亚新生活秩序”之类的的特定场景。可是这种“附于殖民势力，但同时又努力挣脱殖民势力”的想法能实现吗？在接下来渡边洋助和南造云子的讲话中，我们能感觉到这种想法其实也是很难实现的。

渡边洋助在讲话中说：“诚然，我们这是一份妇女杂志，但我们必须在杂志中体现‘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思想，体现“**兴亚”的思想，体现“东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体现战时妇女的责任，体现时代妇女的内涵等等。”

“关于如何办刊，我真的是个学生，应该向各位老师好好学习。”南造云子在讲话中说，“但是，在目前战争状况下，如果我们妇女只是一些小女人的想法肯定是不行的。大东亚战争不仅是武力战，同时亦为智力战、心力战和文化战，我们必须宣传东亚联盟，中日共荣，占领东海的舆论文化阵地，严禁出现一些与日本国策不协调的声音。。。。。。”

编务会议结束以后回到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女编辑吴青回到办公室后把本子往自己的办公室上一扔，说道：“什么狗X学生，敢对老师指手画脚。一会儿东亚联盟，一会儿中日共荣，一会儿占领舆论文化阵地，这关我们杂志X事啊。”

这时一位年轻的男编辑丁家堂马上劝她到：“小吴，牛劲又上来了，上面的要求是要求，我们该怎么办刊还是要看主编的意思。以后要学着成熟一些。”

“成熟，怎么成熟？不说话就是成熟？按照他们的办就是成熟？！”吴青显得很愤愤然。

其他编辑也劝道：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

胡梅因本来也要劝劝吴青，见丁家堂等人的劝说很有成效，吴青吐了吐舌头后不再说话，于是自己也只好作罢。

于是胡梅因埋头工作。按照事先约定，她负责的是文艺栏目，这个栏目体裁应该多样，有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应该突出文艺本身的特性，不应该带有政治色彩。这一点是党的要求，也是自己的一贯主张，但不能说出口，要潜移默化地体现在《女声》的文艺栏目里。

1942年5月，《女声》杂志正式创刊，它的主编是“左俊兰”。这个刊物因为带着日本人背景，发行数并不多，只有5000来份，但作为女性编辑，胡梅因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个杂志封面色泽朴素雅致、简洁大方、兼工带写，封面画有卓文君弹琴、牛郎织女等等，可见编者还是很照顾中国妇女读者的审美情趣。同时，这个杂志栏目虽然较多，但其中起码有十栏完全是以发生读者兴趣为前提，没有‘老师宿儒’的论调。这十栏是世界知识、娱乐、所见所闻、文艺、戏剧与电影、中外女杰、漫画、美容、新装、随想等。至于其他六项——评论、修养、职业、家政、卫生，主要讨论妇女婚姻、教育、就业、经济独立等社会问题，讨论新女性应具有的生活知识、科学知识、必备素养等，其中育儿、家政、家用账簿等合理的家庭经营，卫生启蒙等健**活方式的提倡、对献身于贫困阶层的女医生志愿者的宣传，这些成为女性话题的因素。编辑从世界广角镜中，剪辑、选编了许多外国妇女和内地妇女的生活、婚姻习俗及奇闻轶事，从中可了解各国妇女在其社会中的地位。

她能感觉到，《女声》杂志的创刊打破了东海出版业的萧条，是不折不扣的为“大东亚新生活秩序”服务的。但《女声》在传播文化、装点殖民地的风光时，也向中国人传达了一种善意。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期刊。

这天，南造云子拿着刚刚出版的《女声》杂志，气得在办公室里踱步。她把龚浜洋叫来，对他说：“龚桑，你上次在王丽梅这件事情上就做得相当好嘛，我们不动声色，大获全胜，虽然不易，但也体现了我们为‘大东亚共存共荣’奉献的毅力和决心。”

龚浜洋站在云子目前一个立正：“谢谢云子副主任夸奖。为帝国效力是我们应该做的。”

“可是，我们不能满足啊，你们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云子说，“现在我担忧的是宣传文化阵地丢失问题，像这本《女声》杂志，主编还是日本人，可是。。。你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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