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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领着老百姓抗日救国的共产党。

像当时所有的县委一样，两个人走到哪里，人们就说“县委”来了。老秃顶子周围的大小山村嵌满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人生最壮丽、美好的记忆。1989年，被落实政策为“抗日老战士”的朴金华，这位身上还嵌着两颗子弹的没了党籍的农村老人，去世前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那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桓兴县委有一个区委、三个支部、三个小组，党员三十多人。

1军独立师到桓仁不久，家在高台子的青年农民姜东魁，就在村里参加了抗日工作，两年后的6月10日入党。头天下午，李明山让人捎来口信，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海青伙洛（“伙洛”为满语，即山沟）老栾家后山冈梁去。他按时去了，到那儿的除了李明山和后来的第一任区委书记张永奎外，还有孟广尧、王广林、遇文海，都是像他一样的穷苦农民。六个人在树丛中坐下，李明山宣布开会，说今天是要介绍你们入党。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姜东魁老人在“回忆材料”中说：

入党当时没有什么正式手续，给一张二寸宽的纸条，在上边填上出身、历史及亲属关系，交给介绍人，盖上李明山的章，就算入党了。李明山在同我们谈话时说：“做个党员要事事带头，要不怕困难，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要好好干，在敌人面前要死不投降，决不卖国。”接着他又让我们表表决心，我们挨个站起来举手表示：“死不投降，决不卖国，坚决抗日。”然后李明山又告诉我们：“现在的党员都是秘密的，绝不能暴露身份。党内的联络暗语是‘西皮’（CP）或‘一九三六年’。今天就是你们入党的日子，你们一辈子也不要忘记。”

从此，就像自己的生日一样，姜东魁记住了这个日子。

当时住在兴京县岔路子的刘明山，在“回忆材料”中说自己入党：

张永奎先是一边问一边给我填了一张表，表上填写姓名、历史（从八岁往上）、亲戚等。填完后他告诉我，这个表得报上去，以后革命成功有你一份。接着他跟我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打日本保护穷人的。红军的总头是朱德、毛泽东，他们都在关里。这伙军队里还有一个真正穷人的共产党。穷人可以入党。”

自己入党了，还得培养别人，入党条件主要看行动。给抗联筹粮，人家筹到200斤，你就弄来100斤，这就比出先后了。有人干别的胆挺大，却天生不敢走夜道，住家过日子没人管这个，让你给抗联带路、送情报，这就不是不去的理由，入党就是个问题。抗联打仗，生死不惧，你连个夜道也不敢走，怎么行？

姜东魁发展三个党员，并在川里建立一个党支部。

桓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是张永奎在海青伙洛建立的。他是两个人的县委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此人三十来岁，中上个头，右腿髌骨坏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有老人说若不是这个毛病，他早跟杨靖宇走了，这人有能耐呀。他的弟弟张永林，给杨靖宇当传令兵，后来牺牲了。

“中国地”

仙人洞几十户人家，来个生人很快就都知道了，更别说李明山、朴金华这样的“夫妻”了。潘国权就想，他们是不是杨司令派来的呀？只见两个人这家出那家进的，唠得挺热乎，朴金华主要是跟妇女唠嗑。没几天，村子里组织反日会、妇女会、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潘国权、樊万林就报名参加了青年义勇军。

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是地方农民武装，受在当地活动的1师领导。农民自卫队要求年龄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青年义勇军为十六岁到二十岁，共同的任务是维护根据地秩序，打击小股日伪军和小帮胡子，有时也配合主力作战。1935年成立“桓兴反日农民自卫队司令部”，由1师师长程斌兼司令。与农民自卫队不同的是，青年义勇军还是抗联的主要兵源，像1师4团就主要是由青年义勇军改编的，还有一些参加了1师少年营。当时东北各地的抗日根据地，都有类似的脱产、不脱产、半脱产的农民武装，日伪称之为“半农半匪”。

有一首歌谣《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天上没雨地下旱，

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白天还是庄稼汉，

黑夜背枪变抗联。

潘国权老人说，那时俺们干得最多的是给抗联弄给养，主要是粮食。那时穷人不缺粮，有钱大户也捐钱捐粮，咱们保护他们不让胡子绑票。再就是抓走狗、送情报，有时还拉（锯）电线杆子。一伙十来个人，天黑看不见人了，扛上老洋炮，带上锯，就走了。有放哨的，有拉的，两人一组，半袋烟工夫放倒一根，就够小鬼子忙活一阵子。送情报最急人了，有时晚一会儿就白跑了不说，更误了大事。刮风下雨，没膝大雪，连宿大夜地赶吧。抗联打了胜仗，咱也尽了点儿力，高兴啊。可一看人家手里那家什，就觉得自己矮半截子。那时俺们大都是老洋炮，有几杆快枪是抗联的“下剩”（剩余的），老掉牙了。

老人说，归屯后就难了，抗联不能常来常往了，俺们也活动不开了，日本子看得紧呀。俺奶奶、姑姑、妹妹和堡子里一些女人，假装上山采山菜、弄山货，把点粮食、干粮藏着掖着，给抗联送去。后来俺当了保甲兵，赶车去沟里送东西、拾柴火，这样能偷偷地多送些——这工夫抗联已经不大行了，要走了。

抗联的弹药主要靠缴获，还得买。有时在战场上就跟伪军交易，再是通过地方关系到敌占区去买。这活姜东魁干得最多。这是干不好就可能掉脑袋的事，这位小青沟乡政府主席在“回忆材料”中，却说得挺轻松。

我先后到铧尖子警察署袁印民、都督伙洛警察署长袁某、县街品字降队等处买过近百次子弹。事先联系好，他们把子弹弄到一个地方，我到那两手一换。手枪子弹每发一元，“水连珠”八角，“七九”四角，“三八”二角。每次少者二、三百发，多者四、五千发。有时把子弹卷在行李里背着，扛着锄头装成找活干的庄稼人。有时装在盐包里，还有布匹、鞋帽什么的，都是给抗联买的，赶车往回拉。有时装成个货郎，用货郎担子往回挑。碰到胡子没事，说是给红军买的，他们怕红军，不敢抢，碰上警察就麻烦了，这帮东西“勒大脖子”（勒索——笔者），就得花钱免灾。

从1935年春天起，老秃顶子山周围的仙人洞、高俭地、海青伙洛、川里，和尚帽子山周围的外三保、铺石河、大地、二道沟、三道沟，均为1师占据，成了有名的“红地盘”——当地人更习惯地称之为“中国地”。这种更具抗战特色的称谓，用笔者采访到的当年“中国地”的老人的话讲，是俺们这疙瘩是中国的地场，不是日本子弄出来的“满洲国”。

“中国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抗联和反日会、妇女会及地方农民武装可以公开活动，民主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受到群众拥护、支持。

同年夏，南满特委曾在金川县河里召开民众代表会议，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在东边道一带的“中国地”内，建立了15个乡政府、56个区政府。

让我们了解一下窟窿榆树特区政府。

窟窿榆树位于桓仁、兴京、本溪、宽甸四县结合部，又分属伪奉天、安东两省，偏僻闭塞，是俗话中那种“三不管”的地方。这是个大村，辖大小十余个堡子，这沟几家，那沟几户，大山里有块比较平坦的甸子，就能聚拢几缕、十几缕炊烟，都是老实本分的庄户人家。

1934年夏的一天上午，杨靖宇率保安连从桓仁县翻越草帽顶山，出现在窟窿榆树时，正在山坡上铲二遍地的人们，第一反应是拔脚就跑。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山挠岗”（拼命往山上跑）。后来当了特区政府主席的张德山也不例外，浑汤林子里正与一个士兵撞个满怀。跑不了了，要命一条吧。杨靖宇过来了，让官兵们把枪都背起来，说别吓着老乡，坐地上和他唠起来。

张德山原名张锡祯，张德山是入党后的化名。这个庄稼院的全把势，这年三十岁，未读书，不识字，却是精明干练，讲义气，善交际，在乡间颇孚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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