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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能发泄自己的怒火，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当我看到火焰腾空而起的时候，感觉事态有些严重了，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不过，那时的学生们都圆滑了，见好就收，没有酿成进一步的破坏。

从那以后，学校的伙食真的改善了一些，并且建立了食堂收支公示牌，炊事员态度也好一些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群众不起来造反，官僚们就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要不是校领导和总务的人员怕再闹事丢了乌纱帽，食堂的伙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这种改善大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后来逐渐又开始下滑，但我那时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事情多了起来，也就懒得再管这事了。

这次罢餐运动让我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第一，在群众对某种现象普遍产生不满、又没有正当渠道改变或发泄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引起“乱者四应”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利用得当，就可以起到打破旧秩序的作用；第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从而导致事态的发展背离运动发动者的初衷，并失去控制；第三，如果建立一种机制，使得群众的不满能够随时得以发泄，问题随时能够得以解决，那么群众的不满就不会积聚，有人试图发动并利用群众力量的愿望就会落空，就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一是言论自由，二是政治民主。

我参加工作后在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当时，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也是Z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忆在财大时的往事。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这件不大不小的罢餐事件，觉得当时可真过瘾，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些号召罢餐的告示。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想知道的那个写告示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二、鼎盛商店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们家因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参加了工作，经济条件又改善了不少。姐姐参加工作，也都是母亲关心的结果。叔叔到了廊坊以后，恰好他的一个女同事的丈夫小孙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这个路子告诉我母亲。母亲一听，立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孙见面。小孙那人挺好，就把办事的程序跟母亲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当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财经学院去调档案、拿派遣证。山西财经学院管分配的那个人挺贪，去年都招呼过他了，结果今年还要刮一层皮。母亲无奈，只好又给他送了不少礼，还有两千块钱。谁知这个人拿了钱也不办事，竟然说姐姐的档案现在省教委，要我母亲自己去跑。

为了子女的前途，母亲立即来到山西省教委办公大楼前。当时正好是高考阅卷期间，省教委大楼三步一肛、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母亲鼓起勇气，径直闯了进去，被站岗的武警战士拦住。母亲向武警战士说明来意，武警战士向里面通报了以后，人家请母亲进去谈。母亲本以为这么大的衙门肯定不好进，结果竟然如此顺利。而且里面的工作人员听到母亲的来意，立刻给母亲让座倒水，还直感叹母亲对孩子这样尽责，顺畅地办了手续，这才把档案拿出来。母亲把档案拿到手以后，怕夜长梦多，连家都没回就又返回廊坊，一下火车就直奔小孙家里。当时正值盛夏，母亲又好几天都在火车上往返，小孙根本没料到母亲办事这么快，见到我母亲时，母亲满脸油汗，扶着墙气喘吁吁，手里还拎满了酬谢小孙的礼物。由于廊坊归河北省管辖，所以小孙告诉我母亲还有个手续要到石家庄去办。我母亲一听，立刻就站起来说，好，我现在就走。小孙一看，顿时感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于是自己都帮我母亲到石家庄跑了一趟腿，算是顺利地给我姐姐分配了工作，而且分到了当时最好的金融部门。

姐姐上班后，当时收入算不错的。母亲和父亲并没有因此喘口气，继续没日没夜地干活。母亲这人敬业，在花灯的品种上不断动脑子推陈出新。她做花灯，不是简单地把钱赚到就算了，而是想让人家觉得钱花得值，不后悔。为了这个目的，母亲和父亲总是翻来覆去地校对花灯各个部分的比例，哪里大一点，哪里小一点，怎样才最好看。花灯这种东西制作全靠手工，每试制一次就要从裁铁丝、焊灯、糊灯把整个过程全都搞一遍。在一个新品种投入生产之前，往往要试制十几次，多的甚至几十次。父亲是急脾气，被翻来覆去的试制弄得很烦，有好几次都想甩手不干了，但歇一会儿、抽根烟，就又趴在点焊机干了起来。当时，我在学校里也经常琢磨一些花灯的款式，画好以后给家里寄去，销路都还不错。

正因为如此下工夫，我们家的花灯在色泽、款式、质量上都是整个太原市场上最好的。当时，仅仅钟楼街一带做花灯卖的本地厂家就有七、八家，竞争很激烈。此外，还有大批来自河北的农民。河北的农民实际上并不会做花灯，只是看了我们的花灯以后，也想挣这个钱，就模仿着用铁丝随便焊成一个四方的或者八面的框子，用糨糊糊上尼龙绸，再在尼龙绸面上贴几幅从旧挂历上剪下来的美人图，就算做成花灯了。这种劣质品歪歪斜斜的，但价格便宜，差不多大小的花灯只有我们家售价的三分之一。由于是用糨糊粘的，经常人家还没买灯就先烂了。一九九三年春节花灯卖的好，河北农民闻讯，就一窝蜂地做花灯，到一九九四年春节全都涌到太原市场上来。即便是卖的如此便宜，河北农民的灯依旧卖不动。有一个买灯的人，逛街时先没看到我们家的花灯，图河北农民的灯便宜就买了。等走到我们家摊子前面，看看我们家精致的花灯，再看看自己手里刚买的七扭八歪的劣质产品，后悔不迭，就把它丢在地上跺得稀烂，再买我们家的灯。

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九九四年春节我母亲在钟楼街西口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商店，大约有二十平米左右。从此，我们算是从站在大街上卖灯笼的辛苦中解脱了出来。那个商店字号是“鼎盛商店”，老板是个粗壮的中年人，我只见过一面。他把鼎盛商店租给一个叫孙大鹏的人，孙大鹏就再把商店转租出去，自己当“二老板”，吃租金过日子。孙大鹏是个游手好闲的社会混混，一天到晚都在麻将桌上度过，后来还染上了毒瘾。孙大鹏的老婆长得很漂亮，但嫁给这么个人也真是明珠暗投。他们家因为孙大鹏贪赌弄得家徒四壁，两口子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他老婆好几次哭着找我母亲诉苦。

当时鼎盛商店里还有一个租户，叫马葵，是个矮胖的中年女人，跟孙大鹏是老相识，模样粗壮凶恶。马葵做的买卖是卖“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其实是坑人的。马葵的所谓“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都是从广州进的便宜货，四五块钱一米。马葵进回来货以后，弄几个射灯一照，那些链子就显得金光璀璨起来。马葵在自己柜台上贴上“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的大字招牌，在这几个字下面则写了两个大字“二元”，后面则跟着蝇头大的三个小字“一厘米”。这样，一般人远远看上去仿佛是“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二元”，而看不清后面的“一厘米”。四、五块钱一米的劣质项链，被卖成两元一厘米，可见心有多么黑。

这招数骗不了城里人，就骗那些过年到太原采购年货的农村人。马葵雇了两个太原本地女人当售货员，成天站在门口吆喝“意大利包金项链便宜卖，两块啦。”农村人从门口经过时一听项链才两块，就伸着头问，是多长的项链两块一条啊。马葵一听就知道鱼儿上钩了，故意装糊涂说想要多长要多长。农村人爱贪小便宜，一听想要多长要多长，贪心顿时上来，一个劲要求把项链弄长点。有一个农村女人，竟然跟马葵要了条一米五长的项链。马葵心里直乐，还故意问她，这项链这么长咋戴呀，一剪下来可是不能退货的。村姑哪里知道这是个套子，就说肯定不退货。等马葵把项链剪下来，一算账要三百块，那村姑顿时傻了眼，不要了。马葵就凶相毕露，指着招牌上的字说：白纸黑字写的清楚，两块钱一厘米，现在剪下来了，你不要哪行？那村姑一看脱不了身，就扭头想跑。那两个售货员早就防着呢，一把抓住，三个城市女人就这么欺负一个乡下女人。最后那村姑不得不掏出三百块钱来，哭着拿着这条只值六七块钱的廉价项链走了。

当然，农村也有狠人，特别是一家子一家子来逛的。有一次，有一家六口人，三男三女也上了马葵的套子，一看马葵在坑人就不要了。马葵就吓唬人家跟人家吵，还威胁说要把人家扭送派出所。谁知那家子也挺厉害，那几个大男人说，好，我还打算把你扭送派出所呢，让公安给评评理，看谁在坑人？色厉内荏的马葵一听，也软了下来，嘴上还装硬：“他妈的，算老娘倒霉，碰到这么不讲道理的人！这项链我不卖了！”那家人一听她“不卖了”，也还要去买年货，也就走了。等那家人走远，马葵恨恨地往地上啐了口唾沫，骂道：“狗日的王八蛋，没钱进什么城么。”说完，自己动手把剪下来的项链接了回去，继续吆喝：“意大利包金项链便宜卖，两块啦……”

即便是痛痛快快地买走项链的人，在马葵嘴里也落不到好。有一次有一个衣着和长相都很漂亮的年轻妇女买了马葵一条项链，马葵报价是一百一十块，那美女二话没说就掏出一百一十块给了马葵。等那个美女走远，马葵把嘴一撇，骂道：“呸！瞧她穿的那个骚样，肯定是个卖粉的（「注」太原人对卖淫妇女的俗称）。买了老娘的项链，也不知道戴着它去上哪个糟老头子的床。”

马葵做这些勾当时，我也坐在边上。看到那些老实的农村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马葵这样的人敲诈哭着离开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无奈人家是地头蛇，我们寄人篱下，惹不起。马葵她们几个在没生意的时候，也跟我们唠唠家常。听说我是大学生，也非常羡慕。马葵说，自己也知道坑人是伤天害理的，但是没办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学，还有老人，自己又没个工作，不坑人骗钱这日子可怎么过？我听了她这番话，对她的恶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过从马葵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一是不贪小便宜。马葵的黑店，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生动教材。后来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时，清晨出了火车站往军事博物馆走时就碰到两个骗子：一个从我前边跑过，丢下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另一个跟在后面捡起来，对我说哎呀这是钱呀，咱俩把它分了吧。我一听就知道是骗子，就冷笑着对他说，这钱是你捡的，都归你，我不要。那两个骗子一听，顿时傻在那里了。从马葵那学到的另一个教益就是辨证地看待人，即便是马葵这样看起来十恶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点人性的。

钟楼街作为繁华的商业区，人来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别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实际上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往往还都是熟人。我们那个商店，就经常有值勤的警察来要水喝，或者坐一会儿抽支烟；也经常有得手的小偷来数钱。有一天外面有一个穿得不错得女人钱包被偷了，大概损失挺惨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着滚号啕大哭，偷她钱包的小偷就躲在我们商店里看热闹。警察和小偷碰到了，还互相打招呼，问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总是很谦虚，说不多不多，刚够饭钱。至于小偷有没有向警察行贿，我倒没有看见过。

那个二老板孙大鹏，长得高高瘦瘦的，还算体面；但目露贼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他总是有事没事地披着个皮衣来商店里晃一晃，有时赌输了急需要钱就来催租金或者借钱。马葵是他的老相识，不怕他，总是拖延着不交。孙大鹏急了，就说，呀呵，你的这身臭骨头还真难啃，都成了硬骨头六连了不是？马葵把脖子一梗，还是不交。孙大鹏无奈，就找我母亲借钱，张嘴就是五千。母亲也知道这钱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讨价还价借给他两千。孙大鹏这种人是谈不上什么信义的，钱一到手就一直赖着不还。后来我母亲在九八年到武汉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个摩托罗拉的中文呼机抵债，母亲拿到后给了我，我挂了两年就买了手机，那个呼机也就扔在家里了。

孙大鹏这人虽然赌博输得家徒四壁，但还特别爱讲排场，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烟也要好烟。当时太原市场上比较高档的香烟就是红塔山，硬盒的十三块一包，软盒的十块，孙大鹏就总是抽硬盒红塔山。有一天他来店里晃，看见我和我母亲坐在那里抽烟，恰巧他自己没烟了，就把我们的烟盒拿起来一看，是一块钱一包的“君子”牌。顿时用眼睛斜睨着我们母子，惊讶地说，当老板的也抽这种烟？我母亲笑道：我们是小买卖，抽不起好烟。说完让他一根，他不要，掏出十三块钱来对我说：去，到理发店旁边那家店里帮我买盒红塔山，要硬盒的。

也许是“鼎盛商店”这个名字起的好，在鼎盛商店卖灯的两年里，我们家卖花灯也卖得不错，每年都卖了四万多块钱。一九九四年开学比较早，元宵节那天我直接从太原回学校，母亲给我买了一只温州电烤鸡，母子俩坐在旅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到了一九九六年春节，由于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假期有限，就没法回去帮着母亲卖花灯了。父母二人没有足够的人手支摊子，就再没有租鼎盛商店，转而由别人代销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三、任忠生

在太原卖花灯那几年，我母亲总是要到太谷汽车站去雇一些跑客运的面包车拉货。在找来的那些司机里面，有一个小伙子叫任忠生。任忠生当时大约二十八、九岁年纪，个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之所以要专门把任忠生这个人作为一节来写，就是因为他人如其名：仁义而忠厚。在那些来家里拉货的司机里面，就数任忠生两口子既和气，又勤快。母亲看着这个人可交，随后几年就只让任忠生拉货。

任忠生是太谷县城外的北沙河村人，他们两口子有一个孩子，当时四、五岁年纪。母亲以前拉货，都是临时到车站找司机。有很多司机来拉货时，为了赶时间多跑两趟赚钱，就一个劲地催“快点快点”；而且他们往往只是当司机，见我们手忙脚乱的装货，也不帮一下忙。其实，这么催也省不了多少时间，还让我们觉得挺讨厌的。任忠生夫妇每次到我们家来拉花灯时，都不急不燥的，还帮着我们往车上送灯笼。这么装了几回以后，我们都觉得任忠生两口子厚道，就对他们说，以后往太原送货的活都给你们干吧。任忠生两口子一听，都很高兴。母亲这人也厚道，当时凌晨来拉货，任忠生两口子来不及吃饭，母亲就给他们每人做一大碗羊肉烩面，吃得又饱又暖的才一起上路。母亲的饭做的好吃，任忠生两口子吃了母亲做的饭都挺高兴。任忠生也喜欢过年时在自家大门上挂灯笼，母亲每年都要挑出自己做的最好的一对花灯送给他们，两口子都很高兴地收下了，但也从不多要。每年过年，两口子都带着孩子给我父母拜年。母亲看见他们孩子挺喜欢的，给压岁钱，任忠生一看，后来就不带孩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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