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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1页）

于收费太高，穷学生消费不起，富人又嫌档次太低，经营了两年没赚到什么钱，七○一研究所就把这个卡拉OK厅转包给我们学校一个下海办公司的老师经营。这位老师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开始承包时请我帮忙在学校里画了一些广告。但是由于收费太高，生意仍然相当清淡。于是那个老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为他打工经营卡拉OK厅，一个月四百块钱工资。我想了想，觉得反正也没什么事，就答应了，条件是经营方式由我说了算。

当地人做生意有个普遍的毛病：胃口太大，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首先，原来的卡拉OK厅唱一首歌要三块，几乎相当于一个学生一顿饭钱，此外每人还要收五元台位费，除了从东南沿海来的几个特别有钱的学生以外，有几个学生敢在那里玩上一夜？其次，卡拉OK厅里的饮料太贵，而门外就是商店，很多学生为了省钱，自带饮料。要是不让人家带饮料，人家也就不来了。就这样，这个卡拉OK厅常常一晚上只有几十块钱的营业额，有时甚至不开张。我认真分析了一下学生的消费能力，改变了消费方式：由每首歌三元改为门票制，每晚七点到夜里两点打烊期间，只按人头收五元门票，爱唱多少首歌随便。我在学校里贴了广告之后，起初学生们都不大相信，还以为我又在玩什么宰人的花招。后来渐渐有人来试探，果然唱了一个晚上，只收了五元门票。学生们回去后，一传十，十传百，卡拉OK厅的生意很快火暴起来，甚至出现了里面客满，外面的学生排队等待有人退场的情形。

实行了门票制度以后，卡拉OK厅的营业额很快增加到每晚二、三百元，达到了这个卡拉OK厅盈利能力的极限。这是因为，我实行门票制度以后客流量大大增加，几乎每天都满座。其实，每天营业时间只有七个小时，按照每首歌五分钟计算，一晚上最多只能放八十多首歌，平均每个客人掏五块钱还是只能唱一两首。但是学生喜欢热闹，一大堆人坐在那里听别人唱歌也挺快活的。那个老师见我经营有方，也十分高兴。那一段我每天晚上都忙着招呼客人、放影碟，女友也一起过来帮忙，给人家端茶倒水。当然，也有不少客人认为我们俩是兄妹。

后来，我跟女友一起又到食品批发市场批发了一些饮料来歌厅卖。那天天气很热，毒日当头。我和女友坐公共汽车来到武汉大学附近的街道口批发市场，批发了四箱饮料，又坐公共汽车回去。四箱饮料分量是很沉重的，在步行往公共汽车站抬饮料时，我们俩人累得满头大汗、呲牙咧嘴地搬四个大箱子，好不容易才上了汽车。我做生意胃口不大，饮料的价格跟外边商店里卖的一样。学生们见我卖东西价格公道，也就不在外面买饮料了。但是，我自己批发饮料卖的行为却导致了我与那位老师之间产生了些许不快。那老师认为我只是给他打工的，因此店内一切经营收入归他；而我认为饮料是我和女友一起垫钱买的，并辛辛苦苦地扛回来，因此卖饮料的收入应当归我。这也怪当初双方没有“亲兄弟，明算帐”，利益划分不明。就这样，双方开始有些互不信任了，老师就让他的一个老乡来“帮忙”，实际上是监督我。如果是一般人就罢了，偏偏那个老乡是个很难缠的主，事事以主人自居，这就更使我感到不快，不久以后我就跟老师提出来不干了。

去街道口批发饮料那天，恰逢武汉大学的樱花开放，我和女友也就一起去看樱花。大学四年，我大半时间心情抑郁，没有心思去看花赏景，因此这是我第一次看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日本人占领期间载的，如今武汉大学却向前来观赏的游人收起了一块钱一张的门票，正可谓“鬼子栽树，后人乘凉”。樱花这东西开起来落英缤纷，香气扑鼻，确实是不错的景色。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一些人穿着日本衣服照相：女的穿个和服打个伞装做日本淑女的样子也就罢了；尤其难以忍受的是一些男的穿着日本鬼子兵的制服，手里拿个日本军刀，做出要砍人头的动作。不知道这些人想到过没有，日本兵军刀砍下的，都是中国人的头颅。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夏天。那一年大学生分配形势已经开始严峻起来，搞起了双向选择，因此大家在上半年几乎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见面。中国的大学生就业算是一种特色：不是比成绩比素质，而是比门子比后台。成绩好、素质高但没背景的，不一定能找上好工作；成绩差、素质差却有门子的，却一定能找到好岗位。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正是学生们情绪波动最大的时期：有些人一帆风顺，已经找到了好工作，每天喜气洋洋；而有些人屡屡碰壁，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每天愁容满面。有几个同学，因为心情抑郁而喝多了酒，导致酒精中毒而半夜被送到医院抢救。我的母亲亲自来学校帮我跑工作，动手很早，运气也好，结果到四月底工作去向就定了，没有经历情绪上的大起大落。

大学四年，我在班上一直比较低调孤僻，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到图书馆看有关苏联的书籍，或者到艺术美学教室去学跳舞。我也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所结交的都是外班、外系甚至外校的兴趣相投的人，相反与同班同学的关系比较陌生。但是，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此时一番别离，心中也还是非常难受的。班上三十多个同学，有不到十个留到武汉，其余的全都天南海北，而且很多人都是不得志走的。我们这些留在武汉的同学，每天都要送同学远行，一想到今生今世都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就禁不住涕泪纵横，相互紧紧拥抱着哭作一团。即便是从前关系不怎么好的同学，也都忘却了以往的芥蒂，亲如兄弟姐妹。毕业的那几天，几乎天天都要这么哭上几场。

我们寝室旁边住着金融班的男生。那个寝室里的几个同学在送一位回兰州工作的同学到机场时，也是哭得死去活来。结果上午送走那个同学，下午他却回来了。原来，他所搭乘的班机因故延误了一天。上午哭得死去活来的那几个学生正在寝室里打扑克，一见到他回来个个错愕不已，其中一个问明情况后便骂他：“妈的，害得老子白哭了一场。”听得我们哈哈大笑。

同学们都送走以后，我到工作单位报了到。当时单位宿舍还没腾出来，我就又在学生寝室住了半个来月。每天下班回来，望着冷冷清清的宿舍，想起昔日同学们一起嬉笑打闹的场景，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一天早晨我正在睡觉，突然有人推我，醒来一看，是一位分配到广东的同学报到后回家路过武汉，顺便到学校来看看。二人以前虽然关系不是很密切，此时一见面，却觉得格外亲热，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一、求职之路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梦想着去首都北京去学习、工作。然而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到武汉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我非常想去北京发展。恰好，我的叔叔在农业部一所院校里工作，他当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已经当上了农业部的副部长，叔叔跟那位老同学谈了我的情况后，人家也挺愿意接收我这个大学生，北京又一次向我招手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可以去北京，但我的女友毕业时是不可能进北京的。那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戏了。在经历了是谋求个人的发展，还是留下来与女友在一起的痛苦抉择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留在武汉。我的母亲也尊重我的感情和选择，于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开学不久就来到武汉，为我找工作而奔波起来。

我们家在武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大伯已经离休多年，而且没有什么官场上的朋友；我堂兄只是一个工人，也无权无势。我找到工作，一是凭自己的特长，二是凭运气，三是靠好心人帮忙。当时我堂兄在单位里有个好朋友是个技术员，姓高；而高技术员又跟他们单位原来的一个工程师关系比较好；这位工程师姓文，后来调到G银行当了一个处的副处长。于是，通过这个拐弯抹角的关系，我们找到了文处长。

文处长是个相貌堂堂的知识分子，人非常和善。那天我堂兄和高技术员领着我的母亲和我到了文处长家里，说明来意以后人家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们而表现冷漠，反而非常热情、细致地问了我很多情况。去文处长家那天，我还特意带了我从娜塔莎那里暂借出来的《Азориздесьтихие……》和《关塔那摩》两幅画给文处长看。文处长见了我的画，觉得挺不错的，就答应向人事处推荐一下，并且指点我们，还要找一下人事处管干部的段科长。

第二天，文处长领着我们带着我的画来到了段科长家。段科长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听了我的情况以后不断点头，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种赞许的目光，说正好前些天储蓄处的孙处长说，行里缺一个会美术的人搞储蓄宣传，我的绘画特长兴许能用得着。临走时，段科长要我把就业推荐表和画作留下，拿到人事处给处长看看。从段科长家里出来，我和我母亲都非常高兴，觉得真是运气好，自己的特长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长把我的画拿到人事处给大家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我的水平不错。后来我们又去段科长家时，段科长就通知我们，大家对我反映不错，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处长助理（「注」处长助理是正科级行政级别，一般都是比较能干的年轻人担任，是正科到副处之间的一个过渡，代行副处长职责），姓赵，对我的画很是欣赏，希望见见我这个人。第二天我就按着约定去了G银行，先找到文处长，文处长又带着我们到了人事处，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赵助理。

赵助理是个面容英俊的年轻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举手投足都有一种沉稳和干练。此时见到我，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后，又把我引见给处长。人事处长只是简单问了我几句，就让我回去听消息。从处长那里出来以后，赵助理要我把画先拿回去。临走，叮嘱我说：你画的不错，下次复试时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你的作品当场展示给他看，让他留下你不同于其他人的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赵助理那天没有对我说任何有把握的话，但凭借直觉我感到自己给他们留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我在学校里时，曾经得罪了一些政工人员。当时学校里的很多政工人员闲的无聊，也没什么本事，就喜欢整学生来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绩。那时我还是学生干部，他们起初经常问我一些学生的动向：谁说过领导坏话啦，谁谈了恋爱啦之类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溜须拍马，更不喜欢打小报告、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一概是一问三不知。此外，我对这些一没水平，二无品格的政工人员打心眼里瞧不起，自然私下里经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喜欢打小报告不等于别人就不打小报告，于是我的一些话被某些人添油加醋地汇报上去了。

我得罪最深的政工人员就是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这个辅导员是大二下半学期我们原来的辅导员下海经商后调来的，是个工农兵大学生。他来了我们班以后，立刻显示出当年搞阶级斗争的本领：拉一派，打一派。拉的是学生干部、家里有当官的背景、学校子弟；打的是没背景没后台的一般学生。起初他还拉过我，结果我不但不买帐，而且在背后对他这种趋炎附势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厌恶，结果被汇报上去了。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每日琢磨的就是如何报复我。很快他以我英语在大学二年级没过四级为理由，动员系里撤掉了我的学生会宣传部长职务。其实，这完全是公报私仇：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本人当时就没通过四级考试；我干宣传部长期间，我们系的宣传工作是全校搞的最好的，特别是财政部来学校检查工作期间，我主笔搞了宣传汇报墙报，给检查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系主任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不怕得罪君子，就怕得罪小人，系主任事情繁多，有这么个没事找事的人在一边不断地煽风点火，系主任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要命的是，学生分配大权就掌握在这些小人手里。那时我们还在上课，有一些用人单位来到学校挑人，就由辅导员决定叫谁去面试。那些平日里溜须拍马的学生，或者那些老子当官、辅导员力图巴结的学生，往往是优先考虑对象。这些人水平往往不高，经常白白浪费工作机会：这个学校挑不到合适的人选，用人单位自然就到别处去了。我母亲知道小人不好惹，在分配前还专门买了礼物看他，结果辅导员收了礼物，却依旧没安好心。

后来，G银行也到我们学校挑人。其实当时G银行人事处我们早就去过了，人家对我反应都很好。但是辅导员公报私仇，人家挑人时竟然不通知我去面试，只挑了几个他“欣赏”的和有老子当官的学生。那次见面会G银行是赵助理和段科长一起来的，当时一看这一帮学生里没有我，就问在场的辅导员我到哪里去了。那个辅导员心肠真是坏，说：我们有比他好的多的学生，干吗要找他？他成绩很不好，经常是全班倒数第一名；也很不守纪律，经常犯错误。其实这个人是信口雌黄，我在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确实不好，但到了三、四年级专业课没有了数学，也比较用功了，多数功课的成绩还不错呢。不过，赵助理倒是没有相信这个人的话，就说了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才干，不是学习成绩，我们也知道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怎么回事。”结果，那次见面会到底是没有通知我参加。

不过，令辅导员失望的是，在G银行举行复试的时候人家仍旧叫我去了；而他们热衷推荐的那帮学生，倒是有好多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捞着。那天复试是行长亲自参加的，复试的学生大概有二、三十个，除了我们学校两三个以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女生，学法律的，气质还不错，能言善辩、咄咄逼人，结果把行长不接收她的理由一一驳得体无完肤；另一个是跟行长乱攀亲戚的男生，说自己的姐姐、哥哥都是G银行的，自己也想来。结果，两人都落选了：前一个女生因为锋芒太露，引起了行长的不快；后一个男生则因为那时银行正好要搞“亲属回避”，不走运地撞到了枪口上。

不知道是不是人事处的同志有意安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当别人发言时我心里默默地揣摩行长的好恶，以及别人发言的经验教训。因此轮到我发言时，我用了不高不低、不卑不亢的调子，扬长避短地介绍自己，话也不罗嗦，行长听着不住地点头。然后，我看见赵助理在向我使眼色，知道自己该给行长留下印象了，就打开了自己的那两幅画作。听了几十个人内容雷同的发言而感到有些倦殆的行长一看，来了点精神，说：“喔，画的不错。”接着，又问了我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那天面试结束我临走时，赵助理对我悄悄地说，你今天表现不错。

没过几天，我就得到消息，人家已经决定录用我了。刚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和母亲欣喜若狂，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赵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事处实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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