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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作者：瓦利蒙特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大本营，完全操纵在一个人手中。曾作为天才的战局计划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的发源地，对很多人来说、大本营甚至在战争形势恶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德国军队心怀坚定信念的可靠支柱。但它最终也没有使大家——国防军和人民——免遭战败的厄运。甚至到今天，在当代人面前提起“元首大本营”，都似乎要冒一点风险。

德国公众的这种义愤，当时和现在主要是针对身为“国防军最高司令”的希特勒个人的。然而，在大本营总参谋部身居高位的那位军官，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但仅仅是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而且还因为他的经历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维系在一起。如果当时的条令对职责作了另一种规定，明确指出不包括高级总参谋部军官的所谓“共同责任”；如果那些年里，公正和邪恶对德国大本营的最高指挥只是偶尔发生影响；如果战后同盟国法庭对总参谋部军官的责任，进行了完全相反的判决，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自己良心上的自责了。因为被置于这种地位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承认，上司们的可怕的命运之力从他身边掠过的时候，都不会不留下痕迹的。

尽管如此，为了满足历史研究者的需要和愿望，作者还是欣然命笔。这也是为那些同路人，履行他个人的一点义务。正是由于那些站在第一线的高级军官们残遭非命，才能使作者在战后对德国大本营及其国防军统帅部的本质和作用，作只言片语的描述。

但是，该书的这一特殊目的，不应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促使作者写书的动机，恰恰是想进一步澄清各种事件，使读者对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朽中，对软弱和失职没有进行指摘；同样，也没有将成绩和功劳作为辩解的资本。在希特勒面前，每一个军官都不可能有独立作出抉择和采取行动的自由。对这一点，该书比战后任何一本著作都进行了更清楚的描述。这种状况，在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凯特尔和约德尔，与其下属的总参谋部军官们——作者也在此列——之间，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据作者多次观察，每一位来大本营听报告和作汇报的前线司令官，几乎没有一位不感到希特勒的束缚和压力。在这方面对国防军统帅部的高级军官们进行“辩解”，已不属于事实范畴。超出事实之外的东西，应留给历史去评说。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写作的源泉，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部回忆录多处提到一大批原国防军的军官，其中几位仍在今天德国军队里担任要职。对本书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妨前去核实和考证。此外，部分迄今尚未发表的命令和文件；公务日记和个人日记；引自备忘录和其他战后著作的可告见证；希特勒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对本朽都是一种充实和佐证。当作者1960　年夏动笔之前，就已经收集和整理了若干年的资料。依靠这样的资料，作者就不必专门去澄清“传闻”中的流言蜚语，也不必去校正大量“报道”中关于德国大本营的不实之词。有些不属于军事范畴的无关大局的或与此有关的事，部不在本书考虑之内。

此外，还必须说明一下，根据德国军语的习惯用法，本书使用的“大本营”一词，是国防军最高机构从事指挥和命令活动人员的总称，在其他地方则指领率机构的驻地。

瓦利蒙特

于泰根湖畔的罗塔赫—埃根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瓦尔特·瓦利蒙特臼1938　年9　月，在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即总参谋部）任国防处长，1939　年9　月升任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直至1944　年9　月因病离职。此间，山少将逐级晋升为炮兵上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几年中，瓦利蒙特在希特勒和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拟制厂大量指令和作战行动计划，参加了希特勒召集的每日军事会议，被多次派往前线巡视。

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并引证大量已经或尚未发表的国防军统帅部战时日志、私人日记、由希特勒签署的指令、作战命令，以及希特勒与其将领们的谈话记录等宝贵资料，重点介绍了德国国防军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活动。该书对于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国防军领率机构由组成到崩溃的全过程，德国几次重大战局决断和作战计划的出笼经过，以及希特勒与其将领们的复杂关系，是一本难得的书；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译本删去了一小部分不甚重要的当页注释、附录及人名索引。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1990　年3　月

出版说明

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在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关怀和支持下，军事科学院组织翻译出版一批有代表性的外国军事著作，供全军学习、研究、借鉴之用。这批外国军事著作，包括有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军事辞书，军事历史、军队建设以及外国法典、条令等，有些著作在国外是有一定影响的。这时比图书，内容广泛而丰富，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并照顾到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当然，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并非都是正确的，请读者注意鉴别。

这批外国军事著作，从现在起陆续出版。对选题和译文方面的问题，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出版社

第一部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德国的最高指挥层还没有一个步调一致、精明强悍的大本营。位于帝国之首的那位独一无二的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39　年9　月1　日发动了战争。当天傍晚，在柏林老总理府的冬园里临时举行了一场形势报告会。国防军各级军官以及社会上的名贵显流接踵而至。被召来作报告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军官瓦利蒙特上校面对这一场面，不禁回忆起“华伦斯坦军营”一剧中的舞台场景，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的报告并非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他讲的主要是希特勒感兴趣的多：德军越过波兰边界后向纵深挺进的公里数。戈林从报告中得知，“他的”空军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戈林一直蔑视总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嘲笑前不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拟制的“第1　号战争指令”。尽管这份指令是由希特勒签署的，他仍然挖苦说：“这团废纸对我有什么用？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冬园的来访者和通讯兵穿梭往来，行迹匆匆。报告完后，报告人也悄然离去，杂乱与严肃的鲜明对比，使他感触颇深。

第二天、凯特尔告诉瓦利蒙特——自1938　年秋季以来，瓦利蒙特便成了凯特尔的第一位合作者——希特勒将乘坐所谓“元首专列”随部队进入波兰，国防军也要派一位高级军官随专列前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瓦利蒙特陪同元首前往，还是将位置让给根据动员令刚刚调回指挥参谋部任参谋民的约德尔少将？由于作者对希特勒在此期间的军事指挥行动感到异常震惊和茫然，便毫不踌躇地把位置让给了担任要职的约德尔。9　月3　日，“元首专列”在所谓“头面人物”的簇拥之下——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军事人员，毫无目的地向东驶去。因此，这个在波兰战局中被称为“元首大本营”的专列，实际上名不符实。因为在随同的“要人”之中缺少最起码的真正干事的人。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仍然还在柏林。

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产生这种混乱状态，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国防军的所谓“领率机构”进行一番探讨，因为它对大本营的性质和作用一直发挥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日子里。

第一章国防军的领事机构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早在1933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种权力，那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指挥权”之上。自1935年3月宣布“国防自由”以来，这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的其他手段，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个新的执掌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自1934　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理任务的“局”。但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陆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程。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爵认为，在德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对新出现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30　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应当为陆军作事的，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焦躁不安。而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径来维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而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与希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之中。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次国防军统帅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1937　年的唯一一次国防军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路，同时——自1935　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持，为此约德尔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　年所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颖而出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周围同事结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对战争政策施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加影响。当时发生的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于1937　年11　月5　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在同年12　月13　日作的一次报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曾激烈反对大量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表态的余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军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这是时代的产物。”

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　年2　月4　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障碍”铲除了，自己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之外，在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也许会有希望被希特勒任命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军总司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自接任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组建一个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为全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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